陕西 9.西安碑林历史文化景区 国家5A旅游景区

中国 陕西 9.西安碑林历史文化景区 国家5A旅游景区简介

（中国最早、收藏名碑最多的博物馆）
碑林（Forest of Steles），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石刻类第1号）、国家一级博物馆、国家AAAAA级旅游景区 、全国18个特殊旅游景观之一，是收藏中国古代碑石时间最早，收藏名碑最多的汉族文化艺术宝库，位于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三学街十五号。
碑林的源头可追溯至唐代立于帝都长安务本坊国子监内的《石台孝经》、《开成石经》，正式创始者为北宋名臣吕大忠（陕西蓝田人），始建于北宋元祐二年（1087年），后经历代收集，规模逐渐扩大。现收藏文物11000余件，其中国宝级文物19种（组）134件，一级文物535件。著名的“昭陵六骏”有四骏藏于碑林。 
西安碑林不仅是中国古代文化典籍刻石的集中地，也是历代著名书法艺术珍品的荟萃之地，有着巨大的历史和艺术价值。1961年3月4日，碑林被国务院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中文名 碑林 
外文名 Forest of Steles 
地理位置 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三学街十五号 
占地面积 200平方千米 
创建年代 北宋 
文保级别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价 值 收藏碑石时间最早、名碑最多 
景区级别 AAAAA级 
开放时间 夏季8：00—18：45 冬季8：00—18：00 
门票价格 旺季：65.00元 淡季：50.00元 
建议游玩时长 2-3小时 适宜游玩季节 四季皆宜 
所属国家 中国 所属城市 陕西省西安市

建设沿革

碑林因碑石丛立如林而得名。
西安碑林的源头可追溯至唐代立于帝都长安城务本坊国子监内的《石台孝经》、《开成石经》。唐天祐元年（904年），长安驻守韩建缩建长安城，将原存务本坊国子监内的一部分石经迁至唐尚书省附近的文宣王庙（今西安社会路一带）。后梁开平三年至乾化四年（909—914年），长安驻守刘鄩接受幕吏尹玉羽建议将其余石经迁至唐尚书省之西隅（今西安社会路一带）。

北宋景祐二年（1035年），范雍在唐尚书省西隅附近建立京兆府学；元丰三年（1080年），吕大防将文庙和府学的一部分迁至西安碑林现址；元祐二年（1087），陕西转运副使吕大忠因看到保存在唐尚书省之西隅的石经“地杂民居，其处洼下”，遂将石经及其他唐宋碑刻徙至“府学之北墉”；崇宁二年（1103），虞策知永兴军时将府学彻底迁至“府城之东南隅”即西安碑林现址，并进行了修建和改造。至此，府学、文庙与碑林同在一地，即今西安碑林所在地。 [4] 
金正隆五年（1160年），河中府同知府尹耶律隆和陕西东路转运副使周维甫对碑林进行了修葺。
元至元十四年（1285年），京兆府学正骆天骧与京兆府教授孟文昌请灞桥堂邑刘斌将倒地碑石复立。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重修文庙、府学和碑林。

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关中发生大地震，碑林碑石多遭倾倒折断。明万历十六年（1588年），对碑林进行整修，对倾倒受损的石经进行摹补并刻立《九经字样》。明人赵崡在《石墨镌华》序中始有“碑林”之称，这是所见资料中将西安碑林称为 “碑林”的最早记载。
清康熙三年（1664年），陕西巡抚贾汉复及许继业等主持，集《开成石经》字样补刻《孟子》七篇。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西安知府徐容、府学教授张钟、训导姚文思修缮碑林。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陕西巡抚毕沅整修碑林，重新规划和改建了碑林建筑，对藏石进行整理，并派员专司管理，限制拓碑，是清代对碑林最为全面最重要的一次整修。
民国二十六年至民国二十七年（1937至1938年），民国政府对碑林进行大规模整修，邵力子、张继、黄文弼等人任监修委员，工程在建筑设计和碑石排列等方面得到梁思成具体指导，整个建筑形式和布局一直沿用至今。此次整修中，将于右任所捐史料和书法价值极高的387件西晋、北朝及隋唐墓志（即“鸳鸯七志斋藏石”）建专室陈列，这些墓志极大地丰富了碑林的藏品体系，是于右任对西安碑林和陕西文化事业之重要贡献。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碑林管理委员会成立。
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在西安碑林的基础上成立陕西省历史博物馆。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陕西省政府拆交的新城小碑林《汉武都太守残碑》、《唐颜勤礼碑》等38方碑石迁置碑林保存。
1950年，“陕西省历史博物馆”改名为“西北历史文物陈列馆”。
1951年09月15日，西北军政委员会发布《关于贯彻保护文物古迹的法令及筹设西北历史博物馆和西北革命文物陈列馆的决定》。《决定》指出：“西北为我国古代文化发祥之地，又为汉、唐以来与各兄弟民族文化及西洋文化交流沟通的重要枢纽，所遗文物史迹特多。而历代农民起义有的发源于西北，有的会集或经过西北，红军北上抗日，走遍了陕甘宁青的大部地区，尤其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曾以陕、甘、宁边区为落脚点和出发点，史迹流传最广，遗留文物亦最多，必须加以妥善保护。”《决定》要求，应首先办好一个示范性的历史博物馆和一个革命文物陈列馆，据此，西北文化部决定将西安的“西北历史文物陈列馆”扩建改为“西北历史博物馆”（碑林博物馆）。 
1952年，“西北历史文物陈列馆”改为“西北历史博物馆”。
1955年，“西北历史博物馆”更名为“陕西省博物馆”。
1961年，国务院公布“西安碑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石刻类第1号）。
1993年1月，“陕西省博物馆”正式更名为“西安碑林博物馆”。 
2018年10月17日，文化和旅游部对全国9个达到国家5A级旅游景区标准要求，拟确定为国家5A级的旅游景区进行公示，其中，碑林景区在列。

建筑布局

碑林是在古碑林的基础上，利用西安孔庙古建筑群扩建而成。
由孔庙、碑林、石刻艺术室三部分组成。
照壁、牌坊、泮池、棂星门、华表、戟门、碑亭、二庑等明清建筑保存至今，并遵循着孔庙固有的建筑格局，组成了一个绿树掩映、古朴典雅的庭院式建筑群。 
碑林各陈列室，以棂星门中门为主轴线，自南而北对称排列。前半部为临时性专题陈列室，自轴线正中上有“碑林”匾额的《石台孝经》碑亭以北为碑林陈列室，西侧为石刻艺术室，形成“一轴两翼”的展陈格局。 

主要建筑

西安孔庙，唐代在尚书省西隅国子监附近。
宋代几经搬迁，崇宁二年（1103年），虞策将文庙、府学最终迁建于“府城之东南隅”，即西安碑林博物馆现址，使文庙、碑林、府学同在一处。
据《京兆府重修府学记》碑载，这时的文庙：“总五百楹，宏模廓度，伟冠一时。”
保存至今的照壁、牌坊、棂星门、华表、戟门、碑亭、两庑多为明清建筑，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孔庙正南代替正门的影壁，又叫塞门，原为孔庙的万仞宫墙照壁，上书两个苍劲有力的大字“孔庙”，是由清末著名书画家刘晖书写。

碑林大门（东门），原为孔庙东边的义路门。
礼门、义路两门的名称来自《孟子》“夫义，路也；礼，门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门也。”意思是说，义好比是大路，礼好比是大门。只有有学问、有修养的君子才能从这条大路行走，由这个大门进出。
太和元气坊
太和元气坊
太和元气坊位于塞门内，建于明万历二十年（1592年），是皇族朱惟柪捐资400多两黄金修建的，取“合会大利，利贞万物”之意。四柱三檐，通体彩绘，精雕细刻，富丽典雅。牌坊上所绘的和玺彩绘是古建筑彩画的最高等级。正中的图案为“二龙戏珠”。原立于华山西岳庙前，1953年移至碑林。
按照当时的礼制规定，进入孔庙应先经过“太和元气坊”，但因为“太和元气坊”的南面是城墙，不便人们出入，所以清代时便给西安孔庙加了围墙，东西两面开了供人们出入的“礼门”和“义路”，“太和元气坊”南面的墙被称作“塞门”，也叫“影壁”，墙外侧刻有清末著名书画家刘晖书写的“孔庙”二字。

泮池是孔庙特有的建筑。“泮”字是三滴水与半组成。汉字讲究象形，“泮”就是半个水池。孔子提倡学无止境，学问永远没有满的时候，就像这水池，永远也不可能成为满圆形的。
碑林“泮池”最早建于元代，后几经修葺。在古代礼制中，天子之学叫辟雍，诸侯之学叫泮宫，泮宫东南和西南方向有水池，形如半壁，故称泮池。泮池上有桥，叫泮水桥，为古时学宫之桥。

棂星门
棂星门位于泮池前，门的上端有麒麟。在元代时为两扇门，清代改为三扇门。每个门的门额刻有文字，中门额书“文庙”即孔庙，东门额刻“德配天地”，西门刻“道冠古今”。棂星是二十八星宿之一，是神话中主管取土的神。在古代，天子祭天先祭棂星，给门起名棂星，比喻祭孔子如祭天。
在古代，进出这三道门有着严格的规定，每到祭孔大典时，中门只能进出主祭人员或最高官员，一般官员走西门，东门是工作人员出入的。
棂星门内道路的两旁各立有两个八棱形的“华表”，明清所建。
华表分柱头、柱身、柱基三个部分。柱头上设有承露盘，上边蹲着的动物叫獬牴（xiezhai），性忠直，起着仪卫和端详的作用。华表早在远古时期就已出现，传说古代帝王为能听到百姓的意见，曾在宫外悬挂“谏鼓”，大道上设立“谤木”，允许臣民书写自己的意见，这些“谤木”就是华表，早期的华表是木制的，后来演变发展成为石质的。

孔庙的第三道门叫戟门，又称仪门、至圣门。这座门建于明代，屋顶为十字歇山顶，面开三间，中间为大门，两边对称各有一配室，供祭祀大典的文武官员整理衣冠、熟悉仪规之用。在过去，门的两侧陈列兵器，武官须将兵器放下才能进入孔庙祭拜孔子。
戟门面阔三间，进深两间，单檐歇山顶，上铺绿色琉璃瓦，仍保持着明代建筑的显著特征。

二庑
二庑原内置孔子七十二弟子画像以供祭祀，现改为展室。
二庑院中有两件国宝级文物，一是大夏石马，一是唐代景云钟。前者是十六国时代匈奴族铁弗部建立的大夏国的作品，他继承了中国汉代时刻艺术雄浑深沉，体魄巨大、生动传神的特点，代表了那个时代的艺术观念和艺术水平，同时也是一件极为罕见的珍贵民族文物。后者铸于唐睿宗景云二年，已有1200多年历史。其音质纯美，钟声清晰宏亮，钟上还铸有唐睿宗李旦亲自撰文并书写的铭文一段，是李旦鲜有的传世字迹中的佳作。

甬道两侧建筑有六座碑亭，东西各三。
碑亭建于清朝历代，因康熙、乾隆等朝都曾出动大军，与西北地区的分裂割据势力作战，每平定一处，皇帝就御笔亲书庆功碑一座，竖立在这里。
由于是皇帝的御碑，所以按等级规定，每个碑都加盖碑亭。这些亭子在两侧是对称的，惟前院有一单例，原因是建到这里时，清王朝衰败了，再也没有竖碑和建亭的机会了。
陈列展览编辑
碑林陈列由碑林、石刻艺术和其它文物展览三部分组成，共12个展室，碑室7座、碑廊8座、碑亭8座，加上石刻艺术室和4座文物陈列室，陈列面积达4900平米。 [5] 

第一展室
陈列《开成石经》，内容包括《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左氏传》、《论语》、《孝经》、《尔雅》等12部经书，计60多万字，用石114方。清代补刻的《孟子》也陈列于此，合称《十三经》。这些经书是封建社会知识分子必读之书。当时为避免文人学士们在传抄经书时出现错误，以及永久保存，就把经书刻在石碑上作为范本，立于长安城国子监内，以供校对。《开成石经》是目前仅存的一套完整的石刻经书。

第二展室
陈列书法名碑，以唐代为主。内容上，《大秦景教流传中国碑》、《不空和尚碑》是研究唐代中外文化交流的宝贵资料。书法价值上，虞世南《孔子庙堂碑》、褚遂良《同州圣教序碑》、欧阳询《黄甫诞碑》、欧阳通《道因法师碑》、张旭《断千字文》、柳公权《玄秘塔碑》，以及僧怀仁集王羲之书的《大唐三藏圣教序碑》，颜真卿《多宝塔碑》、《颜家庙碑》等，无一不是从古至今书法爱好者学习的范本。其中僧怀仁花费24年心血，从内府藏王羲之墨迹中集字刻成的《圣教序碑》，再现了书圣王羲之秀劲超逸的书风，加之碑文由唐太宗作序、唐高宗作记，颂扬了卓越的佛学家玄奘，又有玄奘写的谢表及心经，被誉为了“三绝碑”。

第三展室
陈列是由汉至宋代的各种书法字体名碑。篆书有唐《美原神泉诗序》等，隶书有汉《曹全碑》等，楷书有唐《臧怀恪碑》等，行书有唐《慧坚禅师碑》等，草书有隋《智永千字文碑》、唐《怀素千字文》、张旭《肚痛帖》等，都是驰名中外的书法瑰宝。

第四展室
陈列的是宋至清代名书法家苏轼、黄庭坚、米芾、赵孟頫、等的诗文书迹，以及明清时期有珍贵史料价值的碑石。还有一部分宋至清代的各种线刻画，其中宋刻《唐太极宫残图》、《唐兴庆宫图》，清刻《太华山全图》、《关中八景》等，对研究古代建筑和旅游胜迹都有参考价值。

第五展室
陈列宋、元、明、清各代的地方史料碑石，以清代的居多。其中许多碑石记述了修庙、记功、拨田、赡学、修渠等内容，是研究当时社会和地方历史的资料，并且在书法艺术上也有一定价值。

第六展室
陈列的石碑，除少数是元、明人士的诗文作品外，大部分是清代的诗词歌赋。其中元赵孟頫的、明董其昌、清康熙帝及林则徐所书的石碑等，都是难得的珍品。

第七展室
陈列的是清代复刻《淳化秘阁帖》的碑石，共145方。石刻两面，其内容有历代封建帝王、名臣及书法家的各种字体，更有王羲之和王献之的草书字。是不可多得的名碑帖。

石刻艺术室
建于1963年，匾额为陈毅元帅所题，展陈内容主要为自汉代至明清的陵墓石刻。其中东汉双兽、汉画像石砖、唐李寿石椁及墓志、昭陵六骏等，雕刻手法多样，风格各异，是不同历史时期石刻艺术中的精品。 [12] 
石刻艺术室陈列的唐代供应石灯十分引人注目，灯分九层，无论造型还是灯案都十分精美。日本奈良通往“春日神社”沿途的石灯就是仿此唐灯所造。此外，还有出土移此的东汉石刻墓门，唐代石椁。石椁阴刻的星相乐舞，仕女图，椁外浮雕彩绘文武侍从和骑龙驾凤仙人，都是历史和艺术珍品。

石刻艺术馆
位于西安碑林博物馆内的东侧，总面积达7900多平方米。其中不仅有北魏皇兴造像、和平二年造像、朱辅伯造像碑等国家一级文物，还有被誉为“东方维纳斯”的唐代密宗菩萨像。
新石刻艺术馆以“长安佛韵”为展陈主题，共展出约150件北魏至宋代的石刻造像，代表了史上长安佛教艺术的最高水平。陈列分为造像碑区、造像区、大型造像区，全方位阐释了长安模式下佛教造像的典型样式和艺术风格。2011年，“长安佛韵”荣获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新石刻艺术馆荣获“中国建筑工程鲁班奖”。

碑林藏品

书法碑
碑林对人们的最大吸引力，在于它集中了许多杰出书法家的传世名作。如东汉中平二年（185年）刻的《曹全碑》，笔画圆润而精气内涵，体匀整秀而飘逸多姿。

碑林保存的名碑中，以唐碑最为突出。唐代是中国书法艺术的繁荣时期，期间名辈出，流派分，真、草、隶、篆，百花争妍。它上承魏晋六朝之余韵，下开五代宋元之先河，是中国书法数千年历史长河中光彩夺目的篇章，在中国传统文化史上具有先锋的一页，深刻地影响着后来中国乃至东亚、东南亚书法艺术的发展道路。
在唐朝时，朝廷颇为重视书法，翰林院设有侍书学士，将书法作为进身仕途的门径之一。中央的“国学”分为六科，其一为书学科，是专门教习书法的机构，这是效仿汉代以书取士、晋朝有书学博士这些设置的继续。弘文馆也教书法，专收五品以上的官员进行提高，由当时最为著名的书法大师欧阳询、虞世南等人执教。这足以见得朝廷对书法及书法教育的重视。
史籍所记载有名有姓的唐代书法家，其总数已逾千人，其中大多为京官或长期生活在帝都长安地区的仕阶层。从书法流变的大体脉络来看，可将唐代书法分为初唐、中唐和晚唐三个时期，这三个时期的典型代表在碑林都有充分表现。
碑文
碑林中许多碑文具有珍贵的历史价值。如唐建中二年（781年），由唐代名书法家徐浩书写的《不空和尚碑》，碑文记述了佛教密宗的传承历史，以及荣任唐王朝玄宗、肃宗、代宗三朝国师不空和尚的业绩。

唐天宝二年（743年），大温国寺寺主思庄等，为纪念其师怀恽建立的《唐阐法师碑》，记载了净土宗的实际创始人善导大师和怀恽法师弘扬净土的事迹，弥补了历代史籍记载之不足。
驰名的《汉曹全碑》记载了东汉末年黄巾军起义，以及在陕西合阳一带的活动。还有“疏勒国王和德弑父篡位”，及“和德面缚归死”等事实，均可弥补和订正史书的缺憾。
中外驰名的唐《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记录了景教（古罗马基督教的聂思脱里派）的教旨仪式，在中国的传播及景教僧在唐朝一百五十年中的政治活动情况，碑侧及下端刻有古叙利亚文记事和僧徒多人题名，在研究宗教史及中国古代中西文化交流等方面，都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

墓志
碑林收藏有九百余块从晋至清的墓志。
墓志是为了防止陵谷变迁，桑沧更替，将死者的姓名、籍贯、官职、生平事迹、埋葬地点等，刻于石上、砖上，使后世有所稽考。这些墓志所记事实，可以考证史籍之异同，补充史籍记载的缺漏，研究各民族及各国的交往，考证古代郡县乡里之所在，以及了解当时人们的生活习俗等等。
石刻
石刻艺术是中国古代灿烂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汉唐盛世，造型艺术因反映时代精神而大放异彩。汉代石刻的雄劲、简炼，唐代石刻的精美、圆润，都表现了中华民族进取、向上的气派和精神，在中国雕刻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

碑林石刻艺术室建于1963年，匾额七字是由陈毅元帅亲笔所题。室内陈列着汉唐艺术精品七十余件，分陵墓石刻和宗教石刻两部分。陵墓石刻中的精品有东汉双兽，其造型综合了狮、虎的特点，形象威武、活跃，动作矫健敏捷，以其造型完美、手法熟练、雕刻精致而成为同类作品中的佼佼者。陕北出土的东汉画像石，内容除少数神话传说和历史故事外，大多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侧面，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此外，李小孩石棺、蹲狮、石虎、石羊、卧牛、走狮等也从不同侧面反映出隋唐陵墓石刻写实传神的特点。
石刻室陈列的北朝、隋唐佛教造像，形式多样，既有传世的精品，也有建国后历年发掘品。有浮雕，也有圆雕，主要反映了古长安佛教造像艺术发展的水平。
北魏皇兴造像的弥勒，着通肩式袈裟，丰满圆润，肌肉匀称，衣褶以条棱表现，具有较多的域外艺术风格，其艺术水准在当时也是领时代之先的。

隋唐时代的造像艺术则把从北周开始的写实风格又向前推进了一步，在追求立体造型的同时，把传统的线和装饰性的艺术手法也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层次，使中国成熟的民族化佛造像艺术达到鼎盛。陈列的观音菩萨像，金刚造像都是这一时期优秀的作品。
碑林中还有许多引人注目的石刻，如宋元祐六年（1091年）刻的《唐王维画竹》，以它的挺拔潇洒之态，清妍高雅之神，博得人们的喜爱。
明代刻的《达摩东渡图》和《达摩面壁图》，是西安风颠和尚的手笔，画面以粗线条写意，局部用工笔细描，画出一印度僧人的虔诚形象，及其生动传神。

历史价值

总评
碑林坐落于十三朝古都西安三学街（因清代的长安学、府学、咸宁学均设在这里而得此名），是中国收藏古代碑石墓志时间最早、名碑最多的一座艺术宝库。它不仅是中国古代文化典籍刻石的集中地点之一，也是历代著名书法艺术珍品的荟萃之地，馆藏文物种类丰富，包括历代碑石、墓志、石刻造像、画像石等石刻文物和书法、绘画、碑拓等其它文物，尤以碑刻墓志、历代拓本为具有特色的馆藏品。碑林藏品时代系列完整，时间跨度达2000多年，有着巨大的历史和艺术价值。 [11] 
碑林藏品浩瀚，书法艺术卓越，文化内涵丰富，被誉为“东方文化的宝库”、“书法艺术的渊薮”、“汉唐石刻精品的殿堂”、“世界最古的石刻书库”。碑林是国家AAAAA级旅游景点，全国18个特殊中国历史旅游景观之一，被列入中国申请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已成为世界文化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西安最有价值的文物古迹之一，吸引着众多海内外游客，成为普及和弘扬中国经典文化的重要窗口。 [24] 
历史价值
从历史价值来说，许多碑文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有的可藉以补充和订正史书记载的遗误，有的是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史和地方史宝贵资料。如从陕西周至县出土，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移入碑林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通高353厘米，宽103厘米，刻于唐德宗建中二年，用中国和叙利亚两国文字记载了唐时基督教中一派的景教由中亚传入中国的情况。此外，唐《中尼合文之陀罗尼经幢》是中国唐代和尼泊尔人民友好交往的实证；《唐广智三藏碑》记载了一个印度僧人一生在中国的经历和密宗传入日本的师承关系。等等这些都是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和宗教史的珍贵资料。
《明德受纪碑》上刻有“大顺”、“永昌”字样。这是明未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的遗物，记载着当时陕西大旱，粮价昂贵，“小麦每斗二两四钱，米每斗二两六钱”和“人食人犬亦食人”的悲惨景象；清刻《张化龙碑》，颂扬了当时领导陕西扶风、歧山一带农民反抗官府的张化龙；清刻《荒负歌》等，也记录了一些遭受官僚、地主压迫剥削的广大农民的苦难生活；元刻《重修牛山土主忠惠王庙碑》、《刘尚神道碑》和清刻《平利教案碑》等，均从不同方面记录了元末红巾军起义和清末广大劳动人民反抗剥削压迫和帝国主义外来侵略的事实。
碑林中还记载了诸多历代人物，如被誉万世师表的孔子，统一中国文字的李斯，对蜀汉忠贞不渝的关羽，两袖清风的郑板桥，慷慨就义的民族英雄文天祥，虎门销烟震惊中外的林则徐，历代书法大师王羲之、颜真卿、于右任，以及励精图治的邓廷桢，推行新法的康有为等。他们那忧国忧民，为事业坚韧不拔锲而不舍的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
大量的石经，是碑林中古代重要的文献资料。《石台孝经》刻于唐天宝四年（745年），是唐玄宗李隆基亲自作序、注解并亲自以隶书书写的（孝经是孔子的学生曾参记述他也孔子的问答辞，主要内容讲孝、悌二字），此碑由四块色如黑玉，光可鉴人，高590厘米的细石合成，是碑林里最宏伟的石碑。碑上加方额，额上刻浮雕瑞兽、涌云；额上盖石，盖石边缘刻优美的卷云，顶上作山岳状；碑下有三层石台阶，故称“石台孝经”；三层石台四面都刻有生动的线刻画，有茂盛的蔓草和雄浑的狮形怪兽，两种不相协调的动植物被刻画得融洽无间，整个构图给人以威武、活泼的感觉，为盛唐的艺术精华。
《开成石经》是碑林保存的中国最完整的一套石刻书籍，是唐文宗太和四年（830年）接受国子监郑覃的建议，由艾居晦、陈珍等用楷书分写，花费了大约七年时间到开成二年（837年）刻成一部石经。其中包括《周易》6卷，《尚书》13卷，《诗经》20卷，《周礼》11卷，《礼仪》17卷，《礼记》20卷，《春秋左氏传》30卷，《春秋公羊传》12卷，《尔雅》3卷，以及《公羊春秋》、《孝经》、《论语》等十二种经书和五经文字及九经字样。计114石，文刻两面，228面，字列八层，共六十五万零二百五十二字。刻成后立于唐长安城的国子监内，成为当时知识分子必读之书，同时也是读经者抄录校对的标准。此经是中国古代七次刻经中保存最完好的一部，是一座大型的石质书库，这在中国印刷术发明以前，对文化的保存和传播起了重要的作用。此外，明清两代的《兴学碑》、《修渠记》、《修栈道记》、《修城记》、《修庙记》等也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艺术价值
碑林不仅是东方石质历史文化的宝库，更重要的是书法艺术的宝库，享有“书法艺术故乡”的美誉。碑林中早期石刻有宋代摹刻的秦峄山刻石，原碑为秦国丞相李斯所书。东汉中平二年（185年）刻的“曹全碑”，是用秀美的隶书写的，这是中国汉碑中保存比较完整，字体比较清晰的碑刻，为汉碑中的精品。
“汉熹平石经《周易》残石”，保存了中国最早的《周易》文句，相传是当时著名学者、大书法家蔡邕以隶书书写，方挺严整，为汉隶之典范。
唐代是中国书法艺术的繁荣时期。在唐代书法艺苑中，名家辈出，时有杰作，真、草、隶、篆，百花争妍，犹如璀璨的群星，放射出永不泯灭的光辉。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颜真卿、柳公权的楷书各创一体，欧阳通、徐浩、史维则、怀素等也都是一代名家。欧阳通书写的《道因法师碑》，与其父欧阳询的《皇甫诞碑》很相近，结构严谨，书法险劲，是值得珍视的书法名碑；颜真卿的《颜勤礼碑》、《颜家庙碑》、《多宝塔感应碑》等，气势雄浑，苍劲有力，是标准的“颜体”；柳公权的《玄秘塔碑》，笔力遒美瘦挺，劲如削竹，结构峻整，神足韵胜，是“柳体”中最典型的代表作；唐代怀仁和尚从晋王羲之遗留的墨迹中选集而成的《大唐三藏圣教序碑》，则更是脍炙人口的佳作；著名草书家怀素的《千字文》，笔意奔放，流利洒脱，为世所珍。此外，宋起佶的《大观圣作之碑》（瘦金体）和清代翻刻的《宋淳化秘阁帖》等，也是稀有的珍品。
除了书法，在北魏、唐、宋等碑志上，还保存了大量具有艺术价值的精美图案花纹。如唐刻《大智禅师碑》的两侧，以线刻和减地两种手法并用的图案作为装饰，将蔓草、凤凰和人物穿插布置，使人感到繁丽、活泼、美妙而有生气；《石台孝经》碑头上的浮雕卷云和狮子，碑座上线刻的精致蔓草、瑞兽等，也都表现了唐代雕刻所特有的富丽作风；唐刻《道因法师碑》座垢两侧，用流利的线条，刻出两组人物，共有十多个卷发深目的异国装束的人，牵马携犬，作准备出行状，是不可多得的线刻佳作；北魏的《元晕墓志》四侧，分别刻着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形象，空隙中满填流动的云彩，呈现出飘逸而和谐的奇特意境。它们像绿林一样陪衬着繁花似锦的书法艺术，使碑林这座书法艺术宝库，更加瑰丽异常。
碑林能较完整地保存，是与清代乾隆年间陕西巡抚毕沅的贡献分不开的。宋代时，由于无人管理，珍贵的汉唐碑碣有的被人用做砖甓，有的用于修桥，遭到人为的破坏。元代时，碑林的碑石曾两次全部跌倒。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陕西发生8级大地震，碑林里的大量碑石因摔碰而断裂。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毕沅率同僚到碑林视察，只见房屋倒塌，碑石横卧于荆榛瓦砾之间，环顾四周，满目荒凉，这使他十分震惊和痛心。他与同僚合义，采取修整房屋，整理石，编目著录，组织石刻陈列，建立管理机构和保管制度等措施，重修和保护碑林。在他所著《关中金石记》中说：“前后堂庑，皆鼎新焉，旋于土中，搜得旧刻数十片，遂取《石经》及宋元以前都，编排甲乙，周以栏盾。明代及近人所，则汰存其佳者，别建三楹以存置。其锁钥则有司掌之，设法保护，以冀垂永久。”毕沅对金石文字有浓厚兴趣，整修碑林在于“庶考古者，得以观览也” [26] ，为保护珍贵文物作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