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 中国 世界遗产名录 良渚古城遗址

36. 中国 世界遗产名录 良渚古城遗址

良渚古城遗址，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内，是中国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的一个区域性早期国家的权力与信仰中心所在。
良渚古城遗址，是长江下游地区首次发现的新石器时代城址，在陕西神木石峁遗址发现之前，是中国最大的史前城址，一直被誉为“中华第一城”。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也是世界最早的水坝 。
良渚文化的年代为距今5300-4300年，持续发展约1000年，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考古学文化 [3] 。2018年1月26日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秘书处致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正式推荐“良渚古城遗址”作为2019年世界文化遗产申报项目。
2019年7月6日中国良渚古城遗址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中文名 良渚古城遗址
外文名 Archaeological Ruins of Liangzhu City
所处年代 公元前3300年至公元前2300年
地 址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内
称 誉 中华第一城

历史沿革

1936年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的职员施昕更在家乡杭县（今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发现了良渚遗址。
1959年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将良渚遗址为代表的史前遗存命名为“良渚文化”，这属于当时中国最早命名的史前考古学文化之一。
1980年代中期以后，这里又先后发现了反山王陵、瑶山和汇观山祭坛、莫角山大型宫殿基址。后来证明，这些大型建筑设施和珍贵玉器等的使用者和拥有者，很可能是良渚古国的国王或贵族。
1986年良渚反山遗址先被发现；这是个人工堆筑的土丘，发掘出11座大型墓葬，有陶器、石器、象牙及嵌玉漆器1200多件。 瑶山遗址在反山东北约5公里，1987年发掘出12座墓葬，还有一座祭坛。汇观山东距反山约3公里，发现一座完整的祭坛和四座大墓。大墓中发现大量玉器。
1990年代中期，良渚遗址群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划定了约近35平方公里的保护范围，还被国家文物局列入中国申报《世界遗产名录》预备清单。

保护力度

2000年后，浙江省和杭州市先后批准成立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和管理委员会，出台了管理条例和保护规划，以加强良渚遗址的保护力度。

2007年起，在良渚遗址发现了占地约3平方公里的良渚古城，之后还在古城之外，发现了占地约8平方公里的外城郭迹象。 [5] 2007年9月，在莫角山北侧的河池头村发现了东西分布的底部铺垫石头的类似遗迹，东段与雉山相接。10月下旬，在莫角山东侧找到了南北向分布的相关遗迹；11月找到了莫角山南侧的相关遗迹。考古人员初步判断，这种底部铺垫石头的遗迹应是良渚文化时期围绕莫角山四周的古城墙。
12月，为保护良渚遗址，当地的农民需外迁安置，当地政府打算在瓶窑葡萄畈遗址高地西侧建农民房。在建房前，因为良渚遗址的特殊重要性，考古队先进场试掘。谁料一挖下去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收获，考古队员先发现了良渚时期的古河道，又发现了几块人工堆筑的石块。
由于这一遗迹位于良渚的最重要地带———莫角山遗址西侧平行约200米，考古人员推测这可能是莫角山遗址的西城墙。于是，省考古所向国家文物局申报了在莫角山周边的考古调查，并得到了批准。

出土陶片

在古城墙边的护城河里，还发现了很多碎陶片，都是良渚文化晚期的。正是这些出土的陶片让专家在2007年作出判断：良渚古城的年代下限是公元前2300年。
2009年9至10月在首都博物馆举行的新中国考古事业60周年献礼展上，良渚古城的存在年代被介绍为“公元前2400年”，反山12号大墓出土的“琮王”的年代被介绍为“公元前2600年”。但因为反山墓地的形成年代应该与良渚古城的建造年代是大体一致的，所以反山墓地出土的“琮王”的年代实际上就是良渚古城的建造年代。
2011年3月，浙江省考古研究所还与北京大学碳14实验室合作，对从良渚古城叠压城墙中发掘出的一系列样本进行碳14测年。十几组数据显示，良渚古城城墙的年代大致在距今4300年至4500年之间。2015年发现和确认古城外围大型水利系统。

主要特征

良渚古城良渚古城遗址地处浙西山地丘陵与杭嘉湖平原接壤地带 [7] ，地势西高东低，南面和北面都是天目山脉的支脉，东苕溪和良渚港分别由城的南北两侧向东流过，凤山和雉山两个自然的小山，分别被利用到城墙的西南角和东北角。
外观与大小：良渚古城略呈圆角长方形，正南北方向，东西长1500——1700米，南北长1800——1900米，总面积达290多万平方米。城墙底部铺垫石块作为基础，宽度40——60米，基础以上用较纯净的黄土堆筑，部分地段地表以上还残留4米多高城墙。共发现六座水门。

分布地区

良渚古城的普通居民住在城的外围，贵族住在城中央的30万平方米的莫角山土台上。除了莫角山巨型台址，良渚古城中部位置还有中国新石器时代末期最高等级墓葬——反山墓地。莫角山土台和反山墓地均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被考古发现 [7] 。在城外北偏东五公里处为著名的瑶山墓地，曾出土大批最高等级的良渚文化玉琮、玉壁等礼器。有人从田野考古学角度判断，良渚古国的“首都”应该就在这里。
2016年3月15日，经专家实地考察确证：杭州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也是世界最早的水坝系统（并不是最早的水坝），距今已经有4700至5100年 。

考古发现

5月16日，良渚古城外围大型水利工程的调查与发掘被评为201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外围水利系统位于良渚古城的西北部和北部，由自然山体组成，共有11条堤坝遗址，主要修筑于两山之间的谷口位置，分为南、北两组坝群，分别为塘山、狮子山、鲤鱼山、官山、梧桐弄等组成的南边低坝群及由岗公岭、老虎岭、周家畈、秋坞、石坞、蜜蜂弄组成的北边高坝群，构成了前后两道防护体系。根据初步的考古认识，该水利系统兼有防洪、运输、用水、灌溉等功能，与良渚文化遗址群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有关。

建设过程

由于所处的地理环境，良渚古城易受到山洪的冲击，直至当代，东苕溪仍是杭州抗洪排险的重点区域。良渚人首先在外围兴建防洪设施，使整个遗址能趋利避害，兼得山泽之利而无水患之虞，从而使区域经济得到发展。同时，水利系统的设计和建设过程，也为日后良渚古国的管理机构建设提供了经验和借鉴。
根据水利专家对溢洪道位置的估算，整个外围水利系统在良渚古城北部和西北部形成了面积约为13平方公里的储水面，蓄水量可达275万立方米，是中国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遗址。
外围水利系统与良渚古城紧密结合，除了水利科学的意义外，还将中国水利史由现知最早的春秋和战国时期往前提升了1000年。外围水利系统在坝址选择、地基处理、坝料选材、填筑工艺、结构设计、交通运输等方面表现出较强的科学性，在我国城市建设史上具有极高价值。同时，如此规模浩大的水坝营建，需要相当的管理组织能力，说明当时良渚已经具备了应对复杂需求的社会组织管理能力。
1981年，良渚遗址考古工作站在瓶窑吴家埠正式建立。
2009年，“良渚遗址考古与保护中心”的良渚遗址考古工作站挂牌，搬入新建的良渚国际考古保护中心 。

历史文化

古城争议，考古专家和田野考古专家从2007年底宣布发现良渚古城墙以来，就存在着争议。异议学者绝大部分是非田野考古工作者。他们可以被称为“良渚古城怀疑论者”。良渚古城怀疑论者主要的攻击点，放在城墙的构造上。他们认为部分“古城墙”夹河而建，无此先例或后例；“古城墙”系垒土而起，有夯筑技术而不用，令人生疑；“古城墙”两边系缓坡，无阻敌作用；“古城墙”过于宽大（个别地段宽至百米），显然不像正常的城墙；“古城墙”不是整体一次性建成，而可能是由各个时期的不同堤坝碰巧凑合成圈，等等。他们的意图是：只要否定了“良渚古城墙”的最基本功能——“御敌”，“良渚古城”自然就因为站不住脚而倒下去了。
“良渚古城墙”的发现者和捍卫者们则强调。从他们的田野考古专业眼光来看，古城墙系整体一次建筑而成，合围成一个闭合墙圈，这是不容讨论的。至于为何其墙基如此宽大（最少有四、五十米，个别地段有宽到上百米的），其坡度之小十分便于自己或敌人自由上下，那是另外的问题。也许，当年城墙顶部建筑有栅栏，可以御敌。其实，从现存的江南城市遗迹来看，多有“髙墩台”这样的垒土堆，这样的“髙墩台”是适合在水网地段人群居住和起防御作用的。

史料记载

从天文考古与文献结合的角度观察良渚古城墙，那么，这个田野考古专家们所谓的“古城墙”是一个错误的认识。所谓的“古城墙”，其实是古代天文学所谓的“四陆”。古人把二十八宿分为“四陆”，即东陆、南陆、西陆、北陆。“陆”就是“陆地”、“陆道”，即高于河流湖泊水面的平地，是与“水”相对的事物。《说文》：“陆，高平地”，“广平曰原，高平曰陆。”《尔雅·释地》：“大野曰平，广平曰原，高平曰陆。”
古人把日月五星行走的道路想象为陆路。《易纬通统图》：“日行东方青道曰东陆，日行南方赤道曰南陆，日行西方白道曰西陆，日行北方黑道曰北陆。”《河图录运法》：“日有四陆，月有九行。”《隋书·天文志》：“日循黄道东行，一日一夜行一度，三百六十五日有奇而周天。行东陆谓之春，行南陆谓之夏，行西陆谓之秋，行北陆谓之冬。行以成阴阳寒暑之节。”对比古人的说法，我们看到“良渚古城墙”确实与它两边的水面形成了鲜明对比。现已证明，“良渚古城”是一座水城，共发现了六座水门（两座在“北城墙”，两座在“东城墙”，两座在“南城墙”）。从2007年11月到2011年六月，尚未发现陆门。由此可见，良渚古城内外皆为水面。那么，“良渚古城墙”其实是用水衬托出来的“陆”。古人可能认为，“陆”就是由上层的土壤和下层的基岩叠加而成的事物。所以我们看到“良渚古城墙”在生土层上平铺了一层石头（这可能代表基岩），而后堆土（这可能代表土壤）。
它的堆土完全是自然形状的堆土，没有在两边竖立木杆和木板，没有在两排木板之间填土并夯实。而御敌性质的城墙，显然是“版筑”的，内外立面（或至少是外立面）都和地面形成接近90度的夹角，以增加敌人攀爬翻越的困难程度。因此，“良渚古城墙”很可能不是御敌性质的“城墙”，而是“四陆”。

重大意义

那么，为什么“良渚古城墙”要建成“四陆”的形状呢？那因为它是一个礼仪设施，其用途是模仿日月五星的巡天之旅。因为，从天文考古学结合文献学的角度看，良渚古城的主人是天皇。
天皇与中国版图内的众多强力部族首领是结盟兄弟的关系。天皇、皇后与众多结盟兄弟的关系就如同日月五星之间的关系，即天皇对应太阳，皇后对应月亮，各地诸侯对应五大行星。《春秋命历序》：“天地开辟，万物浑浑，无知无识。阴阳所凭，天体始于北极之野，地形起于昆仑之虚，日月五纬俱起牵牛。四万五千年，日月五纬一轮转。天皇出焉，号曰‘防五’，兄弟十三人继相治。
乘风雨，夹日月以行。”引文中天皇兄弟“夹日月以行”，实际上是指天皇与其结盟兄弟和日月五星一起从牵牛星出发，开始了中国文明历史（牵牛星是良渚古城的分野星）。因此，“良渚古城墙”应该是远古的“中国”成立的盛大仪式上专用的特殊礼仪设施，是特意提供给天皇、皇后和各地结盟兄弟一起模仿日月五星巡天之旅所走的“四陆”。天皇和各地结盟兄弟通过一起行走四陆而表示出部族的和谐一致对于“中国”以农立国的重大意义。
也许有人可以怀疑在天皇时代，即在2600 BC时代，中国是否真的有了二十八宿（其中包括牵牛星）。二十八宿的汉字版颁行于少昊时代（见《路史》）。少昊时代也就是黄帝时代。黄帝时代在2300 BC，距离天皇时代只有300年，相当于我们和清朝初年的差距。既然少昊时代已经有了以汉语汉字表达的二十八宿，那么，距离少昊只有300年时间的天皇时代有一个古越语版的二十八宿应该也是正常的。

礼仪制度

良渚古城的发现，是否意味着5000年前良渚文化时期有可能出现了一个良渚古国？
从良渚文化墓地看当时贫富分化已非常明显，等级差别已经出现，大墓中的琮、璧、钺等成组玉器的出现，则是礼仪制度出现的重要标志，表明当时统治者内部已有了严格的礼仪等级制度。在良渚文化的一些玉器和陶器上，还出现了为数不少的刻划符号，这些符号在形体上已接近了早期的文字，是良渚文化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北大教授严文明说，到底什么时候出现了国家，这个度不是很好把握。但良渚古城的城址那么大，应该与国家组织联系得很紧了。良渚古城应该是即将进入文明或初步进入文明的阶段，应该有初步的国家组织、政权组织，因为古代国家组织应该都有都城，古城中间有个莫角山，很像是宫殿性质的建筑。有一种意见认为，良渚古城对应的良渚古国，很可能就是先秦古籍《鹖冠子》讲的“成鸠氏之国”。按照宋代著名学者陆佃的注释，“成鸠氏”就是天皇氏。《鹖冠子》讲的“成鸠氏之国”，位于楚国的领土上，而吴越之地，在战国晚期已经是楚国领土的一部分。《鹖冠子》讲到“成鸠氏”手握“王鈇”。
“王鈇”就是斧钺。而良渚古城内的反山墓地12号大墓主人左手边确实有一件举世无双的玉钺。《鶡冠子》还提到成鸠氏之族“兵强，世不可夺”。而田野考古学结果显示，从公元前3000年到2500年这500年里，良渚文化集团进行了“北征”，即大规模对黄河下游地区用兵。另据《说文解字》介绍，吴越之地的古代民族以蛇为族属标志。《路史》记载天皇氏“鳞身”。“鳞身”就是蛇身。可见，古文献里的天皇氏从族属标志来看，应该是吴越之地的人氏。从天文考古学角度看，吴越之地是木星十二次之首“星纪”对应的土地，而星纪之次乃木星12年一周天巡天之旅的起程之地。
文献记述说“天皇氏以木德王天下”。《春秋命历序》：“天地开辟，……日月五纬俱起牵牛。天皇出焉，号曰‘防五’，兄弟十三人……乘风雨，夹日月以行。”从引文我们看到，前面讲到日月五星，包括木星，都启程于牵牛星宿，后面讲到木德之人天皇和他的诸多兄弟“夹日月以行”，那么这段引文实际上告诉我们天皇氏是从牵牛星（也就是“星纪之次”）对应的吴越之地启程，开始治理国家的。所以说，良渚古城很可能就是成鸠氏之国，天皇氏之都。

文物遗存

良渚古城遗址的出土器物包括玉器、陶器、石器、漆器、竹木器、骨角器等，总量达1万余件。其中，玉器主要作为随葬品出土于分等级墓地，总数不少于7000件，材质以透闪石为主，器型包括玉琮、玉钺、玉璧、三叉形器、冠状饰、锥形器、玉璜、半圆形饰、柱形器、玉镯、玉织具、玉纺轮等，以及圆雕的鸟、龟、鱼、蝉等动物形玉器 。

玉琮是最重要和最具代表性的玉器器类。这种内圆外方，蕴涵着“天圆地方”原始宇宙观的筒形玉器，是良渚文化的原创器型，是对神人兽面纹所蕴含的神灵崇拜的重要载体。琮也是同时代辐射面最宽、影响力最强的玉器。
玉璧是良渚文化玉器中单位面积最大的器类，这种有孔的圆形玉器，不仅选材独具特色，而且自早到晚体现出追求圆大和精致并重的器形变化趋势，彰显出其日益重要的地位。玉璧在后世演化为祭天的专用玉礼器，影响比琮更为深远。玉钺也是良渚玉器中的重要器类，被认为是王权或军事统帅权的象征物，主要出土于高等级的男性墓葬。反山十二号墓出土的象征王权的玉钺，器身两面都雕琢着凌驾于飞鸟之上的完整神人兽面纹饰，是“王权神授”的直白表露。或繁或简的神人兽面纹，是良渚玉器最主要的纹饰主题，也是神崇拜最直观的表现。完整的神人兽面纹上部是头戴羽冠的神人形象，中间是圆眼獠牙的猛兽的面目，下部是飞禽的利爪。这种人与兽复合、人在复合中处于显要与主导地位的纹饰，展现了环太湖地区早期稻作文明阶段的信仰特征。
神人兽面纹在良渚古城遗址内大量发现，也遍布环太湖地区良渚文化的分布范围，并且形象统一，形态稳定，在玉器上位居核心位置，应当是良渚先民共同尊奉的地位最高、乃至唯一的神祇，标志着当时社会有着高度一致的精神信仰。不过，良渚文化墓葬中蔚为大观的用玉情景，不仅表明以琮、璧、钺等玉器为载体的精神信仰，已得到了全社会的广泛认同，同时也显示出一种建立在等级分化基础之上的规范化用玉制度业已形成。这种精神信仰功能跟社会政治、人伦功能并重的用玉制度，恰恰体现出良渚时期发生在生产技术、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上三位一体的变化内容，从而成为疏解环太湖地区出现区域性早期国家的重要例证。

研究价值

良渚古城以规模宏大的古城、功能复杂的水利系统、分等级墓地（含祭坛）等一系列相关遗址，以及具有信仰与制度象征的系列玉器，揭示了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在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曾经存在过一个以稻作农业为经济支撑的、出现明显社会分化和具有统一信仰的区域性国家。
良渚古城遗址真实、完整地保存至今，可实证距今5000年前中国长江流域史前社会稻作农业发展的高度成就，可填补《世界遗产名录》中东亚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遗址的空缺，为中国5000年文明史提供独特的见证。
良渚古城外围存在着由许多条坝体构成的庞大水利系统，说明当时的统治者十分清晰如何规划水利设施建设和管理劳动力，这为人类了解早期国家的组织方式提供了很大帮助。